嘉靖元年（1522），廣州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魏校。這位曾任兵部郎中的昆山人，沒有真正帶兵打過仗，但他的到來，卻有如帶來十萬大軍，掀起了一股颶風，令廣州走石飛砂，播土揚塵。

魏校，字子才，號莊渠。弘治十八年（1505）中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兵部郎中。史書上說他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學，所謂“敬”，乃指一種貫徹始終，內(nèi)外如一，莊嚴畏謹?shù)拇骛B(yǎng)省察工夫。胡居仁的思想，仰承陳獻章的老師吳與弼，但把吳氏學說中的“敬”字，推到了極致，主張“篤敬是孔門第一等工夫”。魏校秉承主敬，不僅自己做事常持整齊嚴肅的態(tài)度，而且希望整個世界都是湛然純一的狀態(tài)，他對儒、釋、道合一，斷然不能接受，儒就是儒，釋就是釋，正如鯧魚就是鯧魚，鱸魚就是鱸魚，豈可混淆？因此，他與陳獻章雖然同出吳門，但對白沙之學與禪學太近，極不以為然。

嘉靖元年（1522）魏校任廣東提學副使，來到廣州。他對廣州的認識，仍然停留在秦、漢時代，認為這是民雜華夷，教化未及的地方，“閭閻有便安之習，教化無切實之功，相染為風，遂成弊俗”，廣州人邪奸好訟，澆風薄俗。因此，他堅信自己負有向這片蠻夷之地推廣圣教的責任，進行移風易俗的大改造。

魏校

朱厚熜崇道貶佛，自封為“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廣州的民間信仰，從來就是“滿天神佛”的，五花八門的神祠、神廟，遍布城廂每個角落，觀音娘娘、金花娘娘、天后娘娘、急腳先鋒、田公元帥、司命帝君、三界之神，各有地盤，享受三牲五鼎的祭祀。

這些雜七雜八的民間信仰，都不是正宗的佛教或道教，魏校對此深惡痛絕，斷定這是廣州人“淫移耗財，放縱敗家”的重要原因。下車伊始，即張貼布告，嚴禁“師巫邪術”，他把火居道士、師公師婆、無牒僧道，統(tǒng)統(tǒng)歸入邪丑之列，痛斥他們：“大開壇場，假畫地獄，私造科書，偽傳佛曲，搖惑四民，交通婦女，或焚香而施茶，或降神而跳鬼，修齋則動費銀錢，設醮必喧騰閭巷。暗損民財，明違國法。甚至妖言怪術，蠱毒采生，興鬼道，以亂皇風，奪民心以妨正教?！蔽盒Ｒ豢匆娙藗冊诮鸹◤R上香，在華光廟磕頭，就火冒三丈，恨不能揮動大掃帚，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魏校下令，凡是朝廷沒有賞賜敕額的神祠、佛寺，都屬“淫祠”，概行搗毀。民眾必須按朝廷規(guī)定，以110戶為單位建立里，實施鄉(xiāng)約，里社統(tǒng)一供奉五土五谷神。于是，一場搗毀神像、蕩滌舊俗的旋風，平地驟起，席卷城廂內(nèi)外、四鄉(xiāng)八鎮(zhèn)，甚至連六祖惠能留下的“曹溪之缽”，也砸個稀爛。被指為淫祠的，一律改為書院、社學、公署。官府的告令稱：“廣城淫祠所在布列，扇惑民俗，耗蠹民財，莫斯為盛。社學教化首務也，久廢不修，無以培養(yǎng)人才，表正風俗。當職怵然于衷，擬合就行，仰廣州府抄案委官，親詣坊巷。凡神祠佛宇不載于祀典，不關風教、及原無敕額者盡數(shù)拆除，擇其寬廠者改建東西南北中東南西南社學七區(qū)，復舊武社學一區(qū)。”

官府勒令所有火居道士、師公師婆、圣子、尼姑、無牒僧道各類邪術人等，各赴縣府自首，各歸原籍，另謀生路。民間只準奉祀祖宗神主，如有私自奉祀外神，隱藏邪術者，一經(jīng)查出，嚴懲不貸。一時間，豕竄狼逋，那些平日以算命起課、扶鸞禱圣、書符咒水為業(yè)的江湖人士，漏夜收拾細軟，倉皇四散躲避，就像立冬過后的蟾蜍，恨不得鉆到水底泥潭深處過冬。百姓家家戶戶忙著把供奉的神像收藏起來，也有一些人公開把神像投入火中焚毀，以示響應官府的號召。

魏校作出斬釘截鐵的規(guī)定，除賤民外，不論富貴貧窮，所有人家都必須把六七歲到二十歲的子弟，送到社學就讀，學習如何“做好人，干好事，孝順父母，尊敬上長，和睦鄉(xiāng)里，守本分業(yè)，為太平民”。開學前一個月，提調官就要聘請老師，通知各里開學時間，登記學生的姓名、住址、年齡、父兄籍貫、讀書經(jīng)歷等。魏校還親自制定社學的教堂內(nèi)容。

魏校把廣州鎮(zhèn)遠街（明顯巷）的定林寺改為中隅社學，番禺縣衙門西（今豪賢路）的真武廟改為東隅社學，城西大市街（今惠福西路）的五顯廟改為西隅社學，歸德門外大新街（今大新路）的西來堂改為南隅社學，順天門街（今朝天路）的大云寺和小府君廟改為北隅社學，小南門外直街（今德政南路）的觀音堂改為東南隅社學，西城外蜆子步的小天妃宮改為西南隅社學。還在二牌樓（今小北路）興建武社學。僅廣州府就興辦了207所社學。

在辦社學的同時，魏校還把一些寺觀改為書院。越秀山觀音閣改為濂溪書院，迎真觀改為明道書院，悟性寺改為伊川書院，仁王寺改為晦翁書院。朝天街的崇正書院遷到越秀山迎真觀旁邊，奉祀周敦頤（濂溪先生）、程頤（伊川先生）、程顥（明道先生）、朱熹（晦庵先生）四先生。崇正書院在廣州的文化史上，值得留下一筆，它首開刊刻版書的事業(yè)，以刻史書為主，旁及經(jīng)學百家，唐代文獻大典《通典》，便是崇正書院刊刻的。直到清代、民國，坊間仍有不少崇正書院的刻本流傳。

魏校也盡力為廣州的書院，物色優(yōu)秀的教師人才，其中最突出的是張?zhí)熨x和李士文。張?zhí)熨x，字汝德，號愛梅道人，廣東興寧人。師從湛若水，對歷代掌故、地方文獻，爛熟于胸，是一位才華出眾的修志專家，參與過《興寧縣志》《廣東通志》的編修，還為志書制訂了一套完整的體例法則，對方志學深有影響。魏校邀請他擔任崇正書院的山長。李士文，字在中，福建連江人。曾任高明教諭，被官府推崇為“嶺南師范第一”，著有《易明心》《學庸正義》等書。魏校對他十分器重，聘他為濂溪書院講學。李士文不收入學禮金、不收私人送禮，為人清正，授徒?jīng)]有私心，體現(xiàn)了一種澹泊致遠的境界。

在戴璟編修的《廣東通志初稿》里，對此贊美不置：“至副使魏校始毀淫祠，大行改建。其規(guī)制有堂，有寢，有書舍、門屏，軒豁弘敏。每歲各舉有學行者為教讀，與童生正句讀，習禮節(jié)，端容儀，暇則教之射。其教法俱有條款刊行。童生能進修者，則進之學”，所以當時的小孩子，都懂得揖讓之禮，閭巷之間，一派祥和斯文之風。

魏校移風易俗的內(nèi)容，還包括禁止民間實行火葬，認為“火化乃炮烙之刑”，他的《禁火化以厚人倫》文章，以恐嚇性語言詛咒道：火化父母遺體，就是以仇報德，“既煎熬其骨肉，必飄散其神魂，日后雖有思親之時，祭之不享，哀之無益，禽獸同歸，天人共怒，家道兇亡，子孫衰替，皆本于此”。由于佛教盛行，很多人選擇死后火葬，相信靈魂可以上西天極樂世界，魏校大加怒斥：“以西天為極樂，火化為歸仙。不知西天是夷鬼之地，父母何居！”他要求民眾實行儒家所推崇的土葬，入土為安。

魏校當過刑部主事，也當過兵部郎中，在他身上，混合著武夫與刑曹的氣質，具有權威性人格，迷信制度暴力，迷信鐵腕萬能。他留在世上的繪像，長著一副國字臉，線條顯得十分剛毅。他不僅在廣州大規(guī)模洗削更革，而且要把這場臺風，刮向全省，遠至雷州、廉州、南雄等地，都接到了毀淫祠的指令。魏校甚至把矛頭指向陳獻章的江門學派，斥其為“西方之學”，背離儒學正統(tǒng)，要潮州地區(qū)把陳獻章在鄉(xiāng)賢祠的牌位移到城西郊外。但遭到當?shù)厥咳说膹娏曳磳?，并拒絕執(zhí)行。

這種靠官府威權支撐的革新，短期內(nèi)，可以形成大轟大嗡、風向草偃的聲勢，但難以持久。魏校在廣州待了一年，離開后不久，大部分社學便陸續(xù)關閉了。除溪濂書院維持時間較長外，其余明道、伊川、晦翁、崇正四所書院，由于沒有名儒擔任主講，嘉靖四十年（1561）前后，全部關張。而傳承了千百年的民間信仰活動，就像春雨后的野草，忽忽地又長了出來。金花娘娘、華光大帝、黃大仙、赤松子之流，紛紛重上神壇；天后宮、觀音閣、龍王廟，又再彌漫著嗆人的香煙。信眾川流不息，叩拜如儀。鑿龜數(shù)策的，扶乩問米的，批陰陽斷五行的，測風水勘六合的，無不從冰凍的泥潭里，重新冒了出來。

魏校要人們以祀祖先取代拜邪魔外道，其本意是推廣儒家倫理，但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各地興起了一股建宗祠的熱潮。方獻夫、霍韜、黃佐這些本地名儒，成為這股宗祠熱的有力推手。由于大禮議成，皇上允準天下大姓聯(lián)宗建祠，祀其始祖。于是，出現(xiàn)了許多合族宗祠?！稁X南冼氏宗譜》聲稱，明代“宗祠遍天下，其用意雖非出于至公，而所以收天下之族使之有所統(tǒng)攝，而不至散慢，而藉以濟宗法之窮者，實隆古所未有”。城鄉(xiāng)到處都是祠堂廟宇，凡聚族而居之處，必有祠堂，珠江三角洲有句俗話：“順德祠堂南海廟”?？梢娢盒Ｒ荒陙沓f布新，移風易俗的結果，神廟沒有減少，反而多了遍地的宗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