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朝廷廢除了鹽鐵專賣制，改為收稅制。深圳地區(qū)偏安陬偶，憑著“鹽”這種商品，迅速積聚財富，連海盜也聞風而來了。東吳元興二年、甘露元年（265年），為了防海盜的侵擾，吳國設司鹽都尉，在南頭筑起了一座城寨，作為治所。今天已無法找到它的任何殘跡，但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劃時代的事情，因為它是深圳地區(qū)第一座“城”，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具有非凡的象征意義，足以令它永久銘刻在歷史的坐標之上。

很早以前，曾有人提出疑問，司鹽都尉這個官職，會不會是司監(jiān)都尉之誤？漢代以來，未聞有司鹽都尉之設。《宋史》寫作司監(jiān)都尉，該職肩負一郡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之責，沒有專治鹽政的。況且司監(jiān)都尉才可以稱“治”，鹽官還不夠格稱“治”。但大多數(shù)史家傾向于認為，由于深圳地區(qū)鹽業(yè)太重要了，專設一個司鹽都尉，也是有可能的。

制鹽的模型

直到南朝末年，這座城寨才浸微浸滅，被稱為“蕪城”。它之所以淪為蕪城，是因為南頭升格為郡城與縣城以后，其規(guī)模與功能，都不足以應付發(fā)展的需要了。因此在東晉年間，一座更大型的城池，在司鹽都尉的城寨附近建起來了。2001年至2002年，深圳考古人員在對被列入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的南頭古城進行發(fā)掘時，清理出一條曲尺形的濠溝（其中東西長110米，南北長38米），寬約五六米，深兩米多，出土了不少東漢、三國和兩晉的文物。經(jīng)過考古專家辨認，覺得這很可能是東晉時代東官郡城的護城濠，即使不是護城濠，也是郡城的排水溝。

一千七百年的建城歷史，終于得到了實物的印證！

對南頭古城的描述，以前的史書往往語焉不詳，雖然宣稱它有一千七百年歷史，但具體的記錄，卻大都是從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修建的“東莞守御千戶所城”開始。明代以前的一千年，就像海市蜃樓一樣，虛虛實實，真假難辨。晉城護城濠的遺跡，為我們揭開了古城的千年神秘面紗。

古城牌坊

也許，這座古城的繁華與富庶，超乎我們的想象。當年即使站在塘朗山上，也可以遙見城墻內(nèi)的熱鬧景象。護城濠溝里波光粼粼，城門洞開，人來人往。狹窄而擁擠的街道，鱗次櫛比的店鋪，五花八門的招牌，熙熙攘攘的人流。即使聽不見它的聲音，也能想象出它是何等的聒噪。

行走在這樣的街道上，空氣里混雜著煮食的煙火氣、食物的香氣、糞便的臭氣與干草的腐氣，形成了一種稠密人居特有的氣息；官家的轎子從大街上經(jīng)過，開路的兵丁大聲喝斥來不及躲避的人；轎子過去以后，挑著擔子的小販又從橫街鉆出來了，敲打竹板、鐵板，吆喝叫賣，聲音遠近可聞；打鐵鋪里“當當”的鍛打聲；肉鋪里砍豬大骨的“咔咔”聲；磨坊里“吱吱呀呀”的碾磨聲；孩子在街上追逐嬉鬧，惹得一片雞飛狗叫；女人們嘴里發(fā)出“嚕嚕?！薄皢獑獑钡雀鞣N奇怪而獨特的聲音，呼喚自家的雞、鴨和豬，構(gòu)成一首復雜的多重奏樂章。遠處的碼頭排列著一座座鹽倉，公家運漕，舳艫相繼，私行商旅，絡繹不絕，市場的屠沽之輩，鹽場的工人，碼頭的苦力、腳夫，談生意的掮客，用雞骨頭和銅錢占卜算卦的巫師，終日為口奔馳，忙忙碌碌，使這座古城充滿了活力。

南頭古城

1980年代以后，在南頭古城附近陸續(xù)發(fā)現(xiàn)數(shù)十座古墓，主要集中在大王嶺、紅花園、鐵仔山一帶，形成一個對南頭古城的馬蹄形包圍圈，離城最近的墓只有兩三百米，遠的有一兩千米。可以確認年代的，以東晉墓居多，東漢和西晉墓則較少，似乎也從側(cè)面反映了深圳人口在東晉以后大幅增加的事實。

南頭古城西邊不遠的鐵仔山，曾經(jīng)發(fā)掘出一百三十多座從戰(zhàn)國到明、清的墓葬，是一個龐大的墓葬群。其中東晉和南朝時代墓葬，隨葬品非常豐富，有青釉雙系罐、四系罐、六系罐等，釉彩鮮亮如初，造型圓渾可愛；還有精美別致的三足硯臺、銅鏡、滑石豬、青釉唾盂和青黃釉雞首壺等，為我們破譯六朝時期的深圳歷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

雞首壺是古人用來做水壺或酒壺的，稱為“罌”，相傳由浙江越窯首創(chuàng)，“雞”與“吉”諧音（但在現(xiàn)代粵語中，這兩個字的讀音卻不相同），寓意吉祥，在西晉至唐代年間，廣泛流傳于南方各地。深圳發(fā)現(xiàn)的雞首壺，很可能由南渡晉人帶來的。由于北方云擾不息而南方相對穩(wěn)定，東晉至南朝年間，晚渡傖荒，不絕于途。布吉、坪山、觀瀾的張氏，羅山、坪山、大鵬的賴氏等大家族，都是這段時期從江北遷入的。

南頭古城的六朝墓葬，墓主身份雖無法確認，但在鐵仔山的三座東晉墓和五十多座南朝墓，大部分是長方形的磚室券頂墓，分前后墓室，最大的墓室長近六米，寬逾一米，墓中還砌有仿直欞窗、滲水井和排水溝，規(guī)格豪華。在一些墓磚上，以雄渾有力的隸書刻著：“大興四年辛巳歲宜封侯”“太寧二年歲甲申宜子孫”等句子（大興四年即公元321年，太寧二年即公元324年），彰顯了墓主尊貴的社會地位，絕非一般寒人庶族的墓葬。據(jù)此可以推測，在九品中正的制度下，深圳雖遠在邊陲，也開始有門閥世族的出現(xiàn)了。

南頭古城博物館

大約在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年），寶安第一次面臨戰(zhàn)爭的威脅。

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浙江一帶爆發(fā)由瑯琊人孫恩領導的五斗米道暴亂，史稱“孫恩之亂”。本來，這場動亂發(fā)生在遙遠的長江流域，與深圳關系不大，幾乎沒人聽過孫恩的名字，人們照舊曬鹽、耕作，閑時男人們照舊嚼著檳榔喝著酒，女人們照舊針頭線腦過日子。唯一與這場動亂扯得上關系的，是幾年前孫恩的叔父孫泰被朝廷流放到廣州，曾在東官郡一帶傳播過五斗米道，留下了為數(shù)不多的信眾。后來孫泰死了，事情似乎也就過去了。

不過，到了元興元年（402年），孫恩作戰(zhàn)失利，投水而死，其殘部擁戴孫恩的妹夫盧循為首領，繼續(xù)與晉廷對抗，史稱“盧循之亂”。元興二年（403年）盧循被晉將劉裕大軍圍剿，無法立足，率眾浮海南下，劉裕銜尾追擊。寶安縣居民恐懼地發(fā)現(xiàn)，這場本來事不關己的戰(zhàn)爭，突然兵在其頸了。

元興三年（404年）十月，盧循的舟師出現(xiàn)在大鵬灣外海面，黑壓壓一片，引起城中一片驚惶。人們擔心盧循會在大鵬灣登陸，如果他們要進攻廣州，這是一個很好的后勤基地，一旦奪取了東官郡，就可以兵臨廣州城下了。南頭郡城里，蝦慌蟹亂，一夕數(shù)驚。不少有錢人家已收拾細軟，準備逃走了。但這次盧循卻沒有攻城，他的艦隊如同魅影般掠過大鵬灣，經(jīng)虎門直奔廣州去了。

南頭古城東晉南朝壕溝出土的三足硯臺

寶安官民頓時松了一口氣。沒多久，從廣州傳來消息，說盧循已經(jīng)占領廣州，驅(qū)逐了廣州刺史吳隱之，自封為廣州刺史和平南將軍。又過了沒多久，聽說朝廷已正式任命盧循為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反賊”居然搖身一變?yōu)槌⒚?，這個故事，寶安民眾茶余飯后，聊作談資。再過沒多久，盧循的大軍，打著廣州刺史的旗號，擺出代天巡狩的姿態(tài)，威風八面地開到了東官郡城外。原來的官吏逃的逃，降的降，這座堅固的城池，未經(jīng)戰(zhàn)火蹂躪便歸了盧循。對寶安百姓來說，這未嘗不是好事。

但實際上，晉廷招安盧循，只是緩兵之計。晉安帝義熙六年（410年）二月，盧循再次作反，統(tǒng)兵大舉北伐。戰(zhàn)爭一直持續(xù)到翌年六月，盧循再次被劉裕所敗，倉皇退回嶺南，不過他沒有逃到寶安，而是一路逃到交趾郡龍編縣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區(qū)），最后走投無路，亦步孫恩后塵，投水自盡了。

盧循的余部，四散潰逃，不少隱藏在寶安縣沿海島嶼大奚山、南亭山和竹沒山（今深圳伶仃島、香港大嶼山一帶）的巖穴之中，不敢回到陸地，從此世世代代，過著趁浪逐波的生活，以魚鱉為食，以捕魚、采蠣、采珠為業(yè)，被人們稱為“盧亭”（也叫“盧余”）。明末清初學者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和做過清朝禮部尚書的錢以塏在《嶺海見聞》書中，都提及“盧亭”，把他們描寫為半人半魚的怪物，獸形鴂舌，椎髻裸體，身有短尾，受驚則潛入水底，能伏在水中三四個月不死。明朝正德年間，香港大嶼山哄傳捕捉到一女盧亭，被漁民送到官府。初時她只會發(fā)笑，不會說話，慢慢才學會穿衣及食五谷類食物。不少學者言之鑿鑿，稱廣東沿海為數(shù)眾多的疍家人，就是盧亭的后裔，卻沒有更多的證據(jù)支持。

后人描畫的孫恩、盧循之亂（圖源網(wǎng)絡）

南頭古城與戰(zhàn)禍兩度擦身而過，似乎上天也特別垂愛這座新興的小城。晉將劉裕在剿滅盧循之后，立即黃袍加身，逼東晉皇室退位，改國號為“宋”，自封為宋武帝，這是南朝第一個王朝，史稱“劉宋”（區(qū)別于后來的“趙宋”）。新王朝實行分封制，以宗室出鎮(zhèn)要地，都督軍事，執(zhí)掌軍權(quán)，寶安是皇族的封邑之一。

按照朝廷規(guī)定，萬戶以上的封邑為子國，千戶以上為男國。寶安不設縣長，最高行政長官為男相。由此可知，當時寶安的人口，應在千戶以上，萬戶以下。作為封邑，寶安不用向朝廷繳納賦稅，男相用地方財政收入經(jīng)營自己的封邑，蓋房子，修道路，加固城墻，過著膏粱文繡的生活。老百姓也間接獲得好處，日子安安穩(wěn)穩(wěn)，吃上一碗太平飯。直到蕭齊時，東官郡治遷往懷安縣（今東莞境內(nèi)），寶安縣取消封邑地位，才恢復納稅。蕭梁時期，東官郡改稱東莞郡，郡治遷到增城。

盡管經(jīng)歷了南朝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兵戈擾攘，天下離亂，但寶安卻一直安然無事，經(jīng)濟發(fā)展如常，民眾安生服業(yè)，真是福大命大。唯一令居民感到有點失落的，是東官郡治遷走了，寶安不再是郡一級的行政中心，少了很多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