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0月，由留日學生金浦崇、金浦芬捐資十二萬兩白銀（一兩約合0.56金元，或1.38元港幣），在正東門外馬廠地興建的廣東咨議局議堂（即今天烈士陵園內的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落成，這是一座占地2499平方米的仿歐洲式建筑，與東較場咫尺相對。

前不久，辛亥革命紀念館的專家朋友和我說起，廣東諮議局原本有一個門樓，如今已拆，位置不詳，他們經過反復查找資料，推測大概在今中華廣場附近。我有點懷疑，因為清代大東門外就是向一條向東的大路（今中山路），如果門樓在中華廣場處，即跨過這條大路，似乎不太可能。我推測如果有門樓，也應該在如今的中山路北側。

后來我再請教民間研究者盧潔峰，她最初表示也沒聽說過有這個門樓，后來她經過某些查證，回復我說：“確認小牌坊（或曰小門樓）就在如今議場正門對出的人行道一側，為兩柱沖天式，跨度與小徑同?！蔽也磺宄峭ㄟ^什么確認的，但與我的推測，頗有點吻合。但是否真的如此，恐怕還須進一步考證——這是題外話。

諮議局成立后，廣東各地的議員先后抵省，一時車馬駢闐，冠蓋云集。11月8日，咨議局開成立后第一次會議，有83位議員出席，官府派了九名代表參加。

討論的第一個議案，就是由兩廣總督袁樹勛提出關于禁絕廣東大小賭博的草案?？偠酱淼綍l(fā)言，他轉達了總督的意見：“賭博之害人，人人皆知，自應設法籌禁，制臺意思以為此事關系全省利害，必使官吏合作，方可達禁絕目的，今與諸君商議籌禁法，如分鄉(xiāng)籌禁，籌有一鄉(xiāng)抵款，先禁一鄉(xiāng)，分類籌禁，籌有一種抵款，則禁一種，大家合力，總易辦到?！?/span>

表面上看，總督是積極支持禁賭的，還主動提交草案，但實際上，是制造難題，看你怎么辦。因為按照總督草案，籌到抵款是禁賭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先要找一筆收入，填補了因禁賭而造成的財政損失，才能談禁賭。當時這筆賭餉收入，每年有四百多萬兩，籌抵談何容易。

總督的意見，與咨議局的主張，南轅北轍。咨議局認為，不管有沒有抵款，無論如何，必須全省限期一律禁絕賭博。這個議案一讀通過成立，呈請兩廣總督袁樹勛電奏宣示定期全面禁賭。詎料袁督一口拒絕，咨議局嘩然，連夜召開緊急會議，經過激烈辯論，議員決定先停議，再力爭；力爭不成，則全體辭職。隨即由議長宣布停議，眾議員一哄而散。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

由于咨議局以停議（罷工）作為施壓手段，迫使袁督答應電奏宣示定期禁賭，咨議局在罷工十天之后，重開會議。這一事件的意義，頗堪玩味。咨議局雖然沒有立法權，但他們利用停議和付諸社會輿論，令官府有所顧憚，甚至讓步，這就使得原來無權無勇的咨議局，有了議價的能力。

陳炯明在咨議局中的資歷偏低，大部分議員都是進士、舉人，至少也是優(yōu)貢，而他不過是一普通生員，但他嫉賭如仇，又勇于任事，幾乎每次咨議局開會，都不停大聲疾呼：“賭博為廣東大害及妨礙新政之施行，誠非禁絕此害，不能救廣東于危亂?！泵棵苛钊藶橹畡尤?。丘逢甲和李鑒淵等數(shù)十名議員，都站在陳炯明一邊，主張對賭博一律全部即時禁絕，不留任何生存空隙。

禁賭派議員采取把禁賭和籌抵分開的策略，他們提出三點要求：第一，要求政府宣布本年九月初一為全面禁賭的期限，以尊憲政而慰粵望；第二，要求政府宣布準照奏案，整頓粵鹽，籌足抵賭，以免提撥而定人心；第三，整頓粵鹽，務必改良新章，以清積弊而平鹽價。不能因為籌抵不足，就大開賭禁。

在1910年6月咨議局臨時會第七次會議上，吵吵鬧鬧的會場，終于達成了一些共同的聲音：一、請旨宣布廣東各賭博一律禁絕期限；二、以鹽餉抵賭餉，總以籌足400萬兩以上為斷；三、招商承辦，以限價最低出餉，最高者得之；四、招商承辦如系屬本省單行章程，應歸本局核議。

廣州街頭的賭仔

這400萬兩從何而來？咨議局的意見是以鹽酒餉270萬兩，加上資政院復減國家費170萬兩抵足。咨議局一面將禁賭議案提請兩廣總督代奏朝廷，一面呈請北京資政院核議。

揆諸事實，禁賭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光是一個鹽捐，如果要抵賭捐，就必須先整頓鹽務。整頓鹽捐，必然要從防止官吏中飽開始，然后杜絕私鹽、防止抬價抑買、實行市場自由競爭，這都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事。官府做得到嗎？

何況，增加鹽餉，須度支部、鹽政處批準，還要兩廣總督、鹽運司首肯，再招商投承，想要如期在1911年正月開辦，征收加餉，那是說得容易做到難。就算朝廷批準了，鹽餉增加部分，號稱要盡先撥抵賭餉，到時如被官府截留他用，人們有什么辦法監(jiān)督？

捐稅怎么收，誰來收，牽涉到錯綜復雜的利益問題，幾萬雙眼睛死盯著，誰都不是省油的燈。比如增加酒稅，有人提議將酒捐批給一家公司獨家包辦，馬上引起酒商群起反對。廣東勸業(yè)道札飭總商會出面調停，由酒行和這家公司分作東西兩股合辦，先行認定餉額100萬兩，以抵賭餉之數(shù)，不允許其他商人加價攙承。但仍有不少的反對聲音。

清末的廣州賭館

總之，千頭萬緒，紛繁復雜，這個方案只勾畫了一個大原則，在現(xiàn)實中能否行得通，尚不可知，但得到社會輿論的力挺。廣州報界公會和在京廣東同鄉(xiāng)京官，紛紛上書陳言，發(fā)表意見，造成浩大的禁賭聲勢，為咨議局作后援。社會輿論關心的不是政治問題，而是道德問題。

不過，經營賭博業(yè)的“安榮公司”，也不示弱，在輿論一片抨擊聲浪中，不僅不加收斂，反而頂風作案，推出新的賭種——鋪票，帶有很濃的示威意味，表明他們根本不把禁賭派放在眼里。安榮公司的老板就是議員蘇秉樞，外號“蘇大闊”，他相信天下事都可以用錢擺平，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他開出五萬元的價碼，收買議員，利誘他們收回禁賭之議。雖然陳炯明不假思索地把行賄者逐出大門，但有的議員卻動搖了，開始改變口風，轉向支持“分期、分類禁絕”。

1910年11月9日，在咨議局會議上，丘逢甲與陳炯明聯(lián)名提出“請嚴禁安榮公司鋪票議草”，宣讀完畢，丘逢甲故意語帶嘲諷地說：“受到賭商運動，要保護賭博的人，請從速提議保護！”沒想到議員劉冕卿真的應聲而起，公開倡言，在抵款無著之前，不宜遽行全面禁賭。他的理由是：新任兩廣總督張鳴岐從北京來電，其中有“據(jù)稱部議，視籌抵之遲速，分別次第施禁，已奉旨允準”等語，“山票和鋪票比較，山票禍粵更重”，因此，應先禁山票，后禁鋪票。面對禁賭派的紛紛質問，劉議員辯稱：分期禁賭“于法律上誠不合，于時勢上所必然”。

丘逢甲勃然大怒，手指劉議員厲聲呵斥：“既法律上不合，豈容為賭商滔滔庇護。如分期施禁之說，則安榮公司以山票改鋪票，實系去重就輕?！崩铊b淵議員也說，鋪票是新創(chuàng)之賭，無論如何巧立名目，亦須禁絕。陳炯明走到劉議員面前，直截了當?shù)貑枺骸鞍矘s鋪票應否保護，請你明言。”而劉冕卿卻顧左右而言他。陳炯明憤然浩嘆：“禁賭而庇護之，如此議員，烏得不為廣東哭也！”

民意代表在議會爭論的場面，在代議政制國家司空見慣，而在中國，還是一件新鮮事。付諸表決時，對于用什么方式投票，又是各持己見，莫衷一是，開賭派主張不記名投票，禁賭派則主張記名投票，公開自己的立場。雙方唇槍舌劍，哄成一片。最后議長決定，用名片投票，支持禁賭的，在名片上寫一“可”字；支持開賭的，寫一“否”字。

投票結果，在當天出席的64名議員中，丘逢甲、陳炯明、李鑒淵等20人投了可票，劉冕卿、蘇秉樞等35人投了否票，另有三票把“可”、“否”兩字都寫上，成了廢票。還有幾個人在辯論時已經開溜了。醞釀經年的禁賭議案，雷聲隆隆，最后卻連毛毛雨也沒下成，難免使人大失所望。

蘇秉樞當晚大排筵席，以紅燒網鮑片、古井燒鵝款待全體議員，慶祝開賭之爭紅盤報收?！翱勺h員”也收到請柬，但他們把請柬統(tǒng)統(tǒng)撕破，拒絕出席。酒席上發(fā)生了一件怪事，賭商與“否議員”們正杯觥交雜之間，忽然供電中斷，全場燈暗，大家只好摸黑吃喝，直到散席時才重新來電，第二天，香港報紙的評論，形容為“活現(xiàn)一黑暗世界”，充滿了戲劇效果。

咨議局書記長古應芬、議事課書記鄒魯奉丘逢甲之命，把“否議員”的名單在報紙上公布出來，在社會上一石激起千層浪。陳炯明等“可議員”以禁賭失敗，集體辭職，咨議局人去樓空，以不足法定人數(shù)，再度停議。

民間組織起“禁賭總會”，聲援“可議員”，并在文瀾書院召開公眾大會，請愿“定期一律禁賭”，彈劾“否議員”受賄，要求重開議會。其熱烈程度，有如怒潮排壑。1911年1月2日，學部右侍郎李家駒入奏，稱粵省賭餉抵款有著，懇恩降旨迅禁，以革秕政而除民害。上諭沒有馬上駁回，而是很含糊地讓度支部速議具奏，這意味禁賭的呼聲，對廟堂已產生影響。

由于紳商積極介入，充當立憲運動重要推手，在許多關系地方事務的決策上，甚至唱起主角，官府要畢恭畢敬地征詢他們的意見。商會、教育會、善堂、報界把他們的精英分子選進咨議局，指點江山，為民請命，認真盡責地扮演起民意代表的角色。咨議局開會，民眾可以旁聽，而且旁聽者往往比開會議員還多幾倍，1910年5月咨議局開臨時會第一次會議，到會議員84人，旁聽者卻有上千人。這就是最有效的民主訓練，如果沒有咨議局這個平臺，上哪里去訓練？

民意有了正常的表達渠道，不僅監(jiān)督政府，也監(jiān)督議員。“否議員”自知開賭的主張有干物議，不是光彩的事情，為了自我辯解，在廣州開辦了兩家報館，日夕鼓吹。丘逢甲找到支持“可議員”的紳商商議，也要成立一家報館，作為禁賭運動的喉舌，和“否議員”唱對臺。

陳炯明義不容辭，擔任編輯，資金在咨議局內部籌措。此議一出，得到“可議員”的熱烈支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位議員還慷慨地把自己在第七甫的一間鋪面騰出來，給報館做發(fā)行所，紳商出錢在上海訂購印刷機器。

在討論報名時，大家熱心地出謀劃策，最初擬用“救亡”二字，后來覺得太過傷時，改為“朝報”，又有人擔心“朝”字容易讓人誤解為“朝廷”之意，最后一致同意定名為《可報》，光明正大地打出“可議員”的旗號。

以前士紳要影響政治，唯有進衙門做幕僚，或花錢捐個頂戴，現(xiàn)在，他們可以利用咨議局和報紙發(fā)言了。這是時代的一大進步。

就在廣東的議員和紳商為禁賭奔走呼號之際，全國范圍內的國會請愿運動，也開展得如火如荼。

第一次國會請愿，發(fā)起于1909年冬，主要訴求是立即召開國會、制訂憲法，實行憲政改革。當時廣東咨議局的丘逢甲、陳炯明、沈秉仁等作為代表，也到上海加入各省咨議局的聯(lián)合行動。但這些廣東人不是請愿的活躍分子。陳炯明甚至沒有到北京，在上海就折返廣州了。

1910年各省咨議局發(fā)起第二次國會請愿。8月10日，在北京的國會請愿代表，正式成立了“各省咨議局聯(lián)合會”，陳壽崇作為廣東的唯一代表，列名聯(lián)合會中。像廣東這樣一個重要省份，只有一名議員參加，是不太合理的。反映出廣東咨議局在這場大博弈中，似乎有它獨特的介入方式，與江蘇、浙江、安徽等省迥異。這幾位廣東議員的態(tài)度，在1910年10月27日的香港《華字日報》上有一報導。

報紙引用了陳炯明的話說：“速開國會便能救國，鄙人熟思未能得解。請諸君述其理由?！边@番話顯然是表示質疑的。沈秉仁回答：“今日中國非國會以監(jiān)督政府與責任內閣以負行政責任。更無他法。”而陳壽崇則說：“中國今日財政混亂，有國會則民氣可張，足以監(jiān)督政府而救諸弊?！甭犉饋砀袷菍σ粋€垂危病人的急救措施。議員林育坦率地表示：“開國會為無聊之舉，不過國家處此無可如何之時，除此別無他法，隨波逐流而為之耳。”陳炯明馬上對林育的話，表示贊同。

議員們對眼下波瀾壯闊的國會請愿運動，并不太熱心，甚至有點冷眼旁觀的意思。但他們在本省的咨議局里，對地方事務卻全力以赴，寸步不讓，處處以民意代表自居，對官府則立于天然的反對派立場，制衡公權，不遺余力。

當時美國駐廣州總領事對廣東咨議局的觀察，得出這樣的結果：“幾年來，在南中國搶劫、綁票、鄉(xiāng)間械斗種種社會騷動的事件，從沒有像今年這樣的層出不窮，顯然的表露出民間對現(xiàn)狀一般不滿的情緒。目前這種情緒尚未普及全國，但是如果將來如是，我想主要是因為咨議局的態(tài)度所引致。以廣東與廣西兩省來說，自去年（1909年10月）成立以來，一直對省政府最高當局取敵對的態(tài)度?！?/span>

然而，廣東注定是不可能脫離全國政治的，它的地理位置、經濟地位與歷史，都決定了它在這場中國的大變局中，必須有所擔當。事實上，全國的憲政改革做好了，廣東的自治才會長治久安；全國性的改革失敗了，廣東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各省咨議局聯(lián)合會向朝廷提出了“陳請修改結社集會律”、“請速開國會提議案”、“請迅定官制提前施行提議案”、“請開國會公呈”等一系列議案，要求有更大的結社與集會自由。同時，他們公布了一份長達1.4萬字的意見書，提出三大訴求：

一、我國若能速開國會，可以革除一切貧弱之源。我國貧弱之源，一在君民情感不通，二在官僚不負責任，三在財政困窘。若能速開國會，則以上數(shù)弊皆可免除。

二、我國事實上有決可速開國會之理由。官僚反對速開國會，理由凡三：一謂資政院與國會相似，二謂人民程度不足，三謂預備各事尚未完全。實則資政院與國會性質絕對不同，人民程度無不足之慮，籌備憲政各事亦無不完全之慮。

三、我國人民欲速開國會，當有政黨之預備。我國今日若有政黨，可以集合多省人士以擴充請愿之聲勢，可以養(yǎng)成他日大黨之精神及其基業(yè)，可以消弭地方黨派之弊害，可以矯正一切不正當之輿論。國會請愿同志會為政治結社，與政黨相近。

盡管這時正值深秋，但卻如春天的破山之雷，響徹大地，兩千多年的專制皇冠，為之黯然失色。那位美國總領事從廣東咨議局的表現(xiàn)中，得到了啟發(fā)，他評價說：

現(xiàn)在各省的咨議局已組織一“聯(lián)合會”，以討論共同的問題。咨議局代表人民，向人民負責，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觀念，已漸深刻入群眾的腦里。一個社會大運動將會帶引中國進入不可預測的未來。咨議局將是促進這種新精神的利器，以達到正義、自由、平等的文明社會。

現(xiàn)在，這個文明社會，似乎已經在向中國招手了。